送走阮厚昌等新兴富豪，武安东意犹未尽，一边陪李为民踩着柔软的沙滩散步，一边兴奋不已地展望起未来。
    在民众的心目中，他们这些工投公司高层全是“干正事的人”，对政治不感兴趣，但事实上恰恰相反。
    资本主义，顾名思义，先有资本然后才有主义。
    工投公司拥有全越最雄厚的资本，能够影响到全越九成以上的资本家，几乎天天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，并且整个精英阶层大多留过洋，受西方影响远超潘光诞那些反对派，许多思想更右更激进。
    只是一直以来韬光养晦，尽可能不卷入西贡政局，显得比较低调而已。
    随着公司快速发展，整个管理层的信心急剧膨胀，同副董事长陈世国一样，他极为推崇美式-民主，认为越南应该施行民主宪政体制，应该三权分立、多党制、议会制、一人一票普选制，实现言论自由，把西式民主当作拯救国家的“灵丹妙药”。
    阮厚昌那个“包工头”推开了一扇窗，他想打开一扇门。
    试图把富国岛特区作为一块试验田，让“民主之花”先在他治下绽放，然后再复制到另外十一个工业村和堤岸华人区，等搞出成绩再推行到全国。
    想法是好的，但几乎没有哪怕一点可行性。
    联想到被老美祸害过的那么多国家，李为民苦笑道：“安东，你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坦率地说，在这一问题上我非常认同琰总统的观点。西式民主真那么放之四海皆准吗？我看不尽然，至少不适合现在的越南。”
    武安东愣住了。
    李为民停住脚步，遥望着一艘海上保安队的巡逻艇，循循善诱地说：“废除君主立宪制几年了，政局为什么依然动荡，军心为什么依然不稳，南解为什么越做越大，除了政府有问题之外，我认为与美国方面不切实际一味推行他们的制度有很大关系。
    国家形势用外忧内患来形容一点不为过，想维持内部稳定，想抵御乃至收复北越，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，必须拥有一支绝对服从政府的军队，必须压制住一切反对声，只有把力量集中起来，把思想统一起来，才能实现这一目标。
    然而，几任美国大使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？
    一方面支持琰总统，要求政府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，敦促政府尽快消灭越盟残余分子，解决渗透进来的北越人员；一方面却同情甚至支持反对派，把对越援助作为武器不断给政府施压。”
    “董事长，您同情琰总统？”
    “不是同情，是就事论事。”
    李为民管他要了一根香烟，背对着海风点上，深吸了一口，继续道：“美国顾问培训国军军官，教他们怎么作战，同时灌输他们的那套理念，结果导致军内思想混乱。导致许多军官不知道应该效忠谁，不知道为什么而战。”
    不得不承认，他的话确实有一番道理。
    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顾问配到营一级，几乎所有中尉以上军官全接受过美国顾问的培训，潜移默化地受到很大影响，从那些高级军官的衣着和生活习惯上就能看出。
    吴廷瑈要求他们加入人民劳动党，要求他们宣誓效忠吴廷琰，这无疑与他们所信奉的理念相悖，直接招致各种反感。
    工业村保安队就不一样了，没那么多乱七八糟想法。
    对他们而言，端公司饭碗，拿公司薪水，亲朋好友全在工业村内工作或生活，不管与北越作战还是反击政府试图强制收回工投公司的行动，全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。
    武安东沉思了片刻，收起香烟问：“董事长，您是说军人不应该有思想？”
    “只要是人，总会有想法，如果一点想法都没有，那与傻子有什么区别。我的意思是美国那一套不一定管用，至少不适用于我们。”
    李为民磕了磕烟灰，突然话锋一转：“琰总统搞砸了，并且没回头的余地。我们要吸取教训，不能重蹈覆辙，更不能无视民意。所以我同意你先在特区搞试点，不过一定要引导好，至少要把表面文章做得漂漂亮亮。”
    言外之意很清楚，形式上民主，事实上独裁。
    武安东暗叹了一口气，倍感无奈地苦笑道：“难道没第三条路？”
    “美国建国多少年，我们独立才多少年？安东兄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不管做什么事都需要有一个过程。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不了，还有下一代，下下代，关键是要先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，比如确保南方不会像北方一样沦陷。”
    从“双十一政变”到吴廷瑈前段时间行动中的反应可以看出，身边这位是愿意跟自己一条路走到黑的。
    已经同陈丽春摊了牌，许多事情不能再拖了。
    李为民转过身，紧盯着双眼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安东，对于未来，我始终有一个担忧，那就是民族问题。我是华人，家昌是华人，公司股东全是华人，工业村资本百分之八十以上属于华人。随着侬人南撤和东南亚华人企业家不断投资，华人数量正在不断增长，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公司的今天。
    由于他们大多集中在堤岸、会安、薄寮和各工业村及各安置点，生活圈子比较封闭，与外界接触不多，所以不管北越怎么挑拨，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，并没有激起民族矛盾。下六省乡村经济战略即将全面铺开，他们会陆续走出封闭式管理的工业村，不久的将来，华人会随处可见。
    他们经济状况比普通本地人好，生活水平比普通本地人高，再加上我、吴静晨、吴常明、马安易、黄梓恒这些老牌华人富商，只要北越煽风点火，必然会激起民众的仇富甚至仇华心理。”
    他不是危言耸听，这几年华人经济实力急剧膨胀，华人数量急剧增长。尤其富国岛特区，几乎成为继堤岸和会安之后的又一个“中国城”。
    在对待法国殖民统治这一问题上，武安东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民族主义者；但对待华人，他真没有吴廷瑈那些想法。毕竟没有华人就没有工投公司，就没有他武安东的今天，就没有施展一腔抱负的可能。
    可是他没有不等于别人没有。
    武安东沉吟道：“董事长，大多华人已经入籍了，只要加入越南国籍就是越南公民，就能享受与本地人同等的权利，就要履行与本地人同等的义务。我感觉只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”
    在“越华文艺研究会”的规划中，“亲华人”的工投公司高层将来是全要入阁的，许多事情必须说在前面。
    李为民摇摇头：“安东，从推动华人入籍到现在不到十年，不管我们怎么宣传，也无法改变一些人根深蒂固的看法。对大多华人而言，印尼、马来和菲律宾针对华人的一系列歧视政策，又让他们有强烈的危机感。
    想留住华人资本，想确保国家经济稳步发展，就必须给华人一颗定心丸。吴静晨总裁、张慕乡先生和段玉承先生不止一次给我打过电话，不止一次在电话里表示过他们的担忧。”
    在华人富豪中，这三个人最具代表性。
    吴静晨是老牌华人富豪，早在二战前他父亲吴达远就被誉为“造船大王”；西贡银行总裁兼南洋银行董事张慕乡是印尼华侨，工业村计划铺开之后才投资越南，才申请加入越南国籍；
    长丰电器总裁段玉承是土生土长的堤岸华人，家境一般，能够成为赫赫有名的“电器大王”全靠个人努力。
    他从小就爱摆弄收音机，对无线电非常感兴趣，中学毕业，一天大学没上，通过专业书籍自学成才，一连研究出六个专利。在工投公司发展研究中心支持下，开办自己的公司，所生产的电视机、收音机等家电远销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    梦工厂影业以他的创业史为蓝本，拍摄过一部极为励志的电影，人不仅年轻，长得又帅气，一时间风头盖过李为民，成为全南越赫赫有名的实业家。
    他们三人分别兼任船舶工业协会、银行同业会和电子工业协会主席、理事和名誉主席，某种意义上能够代表他们所属的商会。
    阮厚昌都坐不住了，武安东能够想象到其它华人富豪对未来会有什么想法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问：“董事长，怎么才能让他们放心？”
    李为民直言不讳地说：“手里有枪，心中不慌。只要华人能够在警备司令部和保安队领导层中占一定比例，他们愿意承担更多义务，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。”
    工投公司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工投公司了，过去虽然承担一些普通公司所不承担的义务，但终究是一家专注于投资基础设施的商业性公司，老板想雇佣多少保安人员就雇佣多少，名正言顺。
    现在局势发生巨大变化。
    工投公司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“小政府”，拥有富国岛特区和十一个工业村的行政管辖权、治安权、司法权、征税权，拥有整个下六省的防卫权，并且正在通过种种方式向下六省行政和警察系统渗透。
    武安东意识到这是一个避不开的问题，若无其事地问：“董事长，国先生和志仁是怎么看的？”
    “国先生以大局为重，同意保持现状。志仁和陈润威、王金贵他们私交非常好，相互之间合作得很愉快，怎么问都说没意见。”
    你是老板，他当然听你的，怎么可能有意见。
    华人已实际控制那么多武装力量，又有那么多富豪支持，想让他们放下武器不太可能。更何况大敌当前，面对气势汹汹的北越，现在不仅不能削减军事力量，反而要加强。
    武安东权衡了一番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国先生和志仁都没意见，我更不会有。只是这么一来，政府和北越肯定会在民族问题上大做特做文章。”
    在起草公司章程时，他就像防贼一样防华人。
    现在支持很大程度上与对政府彻底失望有关，不代表他真打心眼里支持华人掌握军权。
    求同存异，谁能没点想法。
    已经上了这条贼船，李为民不担心他会搞什么小动作，就算搞也掀不起多大风浪，拍了拍他胳膊，一脸诚恳地说：“安东，我们共事近八年，我是什么人，家昌是什么人，你非常清楚。或许不久的将来，别人会把‘南圻王’的帽子戴到我头上，但我问心无愧，因为我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这个国家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