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二回灵活应变克时艰教条主义招失败（上）
    话说蒋介石与日伪军连手，绞杀了抗日同盟军后，又急不可耐的筹划对闽西根据地的围剿。不料，按下葫芦起了瓢，福建又出新事变。原来，自淞沪抗战协定签字后，蒋介石把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，任命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，蔡廷锴为驻闽绥靖主任，指挥全省军政。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一面收买、利用，一面压迫、监视，威逼其向苏区进攻。在蒋介石的严令逼迫下，蔡廷锴督率十九路军进攻赣闽边界，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激战三天，损失了两个团。蒋介石不仅拒发援兵，反而在回电中对蔡廷锴严加申斥。蔡廷锴进退维谷，彻夜苦思：积极反共，难免损兵折将；消极反共，又为蒋介石难以见容。
    旬日后，突然传来长城抗战的消息，蔡廷锴闻讯精神大振，立即召开各师长、团长会议，决定组织先遣军北上抗日，并与蒋光鼐联名请示蒋介石。谁料蒋介石回电大加训斥：“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，而是江西土匪，剿匪为当前第一要务。在匪患未靖之前，绝对不能轻言抗日。违者即予以最严厉之处罚。”随后，蒋介石电令粤、桂、闽三省政府，将北上抗日部队就地改编，强行调入长汀参加剿共。蔡廷锴被迫取消计划，电令已经出发北上的抗日先遣队返回福建。
    数月后，蒋介石扑灭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烈火，立即掉过头来威逼蔡廷锴攻打苏区。正在蔡廷锴走投无路之际，恰逢陈铭枢自欧洲归来。陈铭枢原是福建省省长，因不满蒋介石反共卖国，而被蒋介石撤职，威逼其出洋考察。陈铭枢重回福州后，向蔡廷锴、蒋光鼐进言道：“二位将军乃抗日名将，深受国人敬佩。若进攻红军，实为自相残杀，必使亲者痛而仇者快。有辱于二位将军一世英名。”蔡廷锴道：“我等亦不愿骨肉相残。无奈，数次请缨杀敌，均被委员长百般阻挠。可谓有心抗日，却报国无门。”陈铭枢道：“何不反戈一击？”蒋光鼐道：“岂非犯上作乱乎？”陈铭枢道：“非也。国难当头，抗日乃人心所向，反蒋已成时代潮流。”蔡廷锴道：“先生所云，诚为金石之言。要抗日就必须反蒋，只有反蒋才能实现抗日。”陈铭枢道：“我思之久矣，要达此目的，还需与共产党人联合。”蒋光鼐道：“我们与共产党血战数次，人家能与我们合作吗？”陈铭枢道：“共产党人深明民族大义，积极主张抗日，又与蒋介石是冤家对头。”一句话提醒梦中人；蒋光鼐击掌道：“枪口一致对外，不打自己人，正是共产党的主张，也是我们与其合作的基础。然寄人篱下，终非良策。我们何不效仿共产党，也组建起自己的政府？”蔡廷锴赞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大丈夫处世，当审时度势，不做历史的罪人。我意已决，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，联共、反蒋、抗日，建立我们的政府。”这才是英雄所见略同，三人推心置腹，立即详细计划，决定联共反蒋；邀请志士仁人，筹建福建政府。
    次日，蔡廷锴派遣徐铭鸿为十九路军全权代表，赶往瑞金接洽，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权代表潘汉年谈判，签订了《抗日反蒋协议》。双方达成立即停火，枪口一致对外，建立抗日反蒋军事同盟。
    11月18日，国民党左派爱国人士李济深、陈友仁、徐谦等应邀由湘江抵达福州，与陈铭枢、蒋光鼐、蔡廷锴等在鼓山召开紧急会议；讨论成立福建政府的时间、宣言、政纲、军事、财政等问题。三日后，李济深、陈铭枢、蔡廷锴、蒋光鼐等在福州发动反蒋事变，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，宣读《人民权利宣言》，发表《告民众书》，决定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——简称福建政府，由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。福建人民政府在政治上主张“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，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，建立生产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”；在经济上提出“发展民族资本，奖励工业建设”；在外交上主张“废除不平等条约，撤销领事裁判权，实现关税自主”。接着，李、陈、蔡等联名通电全国，宣告脱离国民党，组建生产人民党，并推选陈铭枢为总书记。同时，十九路军改称人民革命军。此即震惊中外的“福建事变”。
    “福建事变”犹如一声惊雷炸长空，万道霹雳震苍穹。正在南昌督军的蒋介石闻讯，直惊得目瞪口呆。旋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，采取一切手段“平息叛乱”。汪精卫接电，立即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，通电各省、市政府，称：“陈铭枢等在福州纠合党羽，自立名目，实行叛乱。同时勾结共匪，助其肆虐。着各军政机关迅速予以处置，克日平叛；并授以蒋委员长主持讨伐、临机处置之全权。”又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命令，虢夺陈铭枢、李济深、蒋光鼐、蔡廷锴等本兼各职，并悬赏缉拿。
    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军事会议，制定了《讨伐闽逆作战计划》，除令东、西两路大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进攻苏区外，从北路军中抽调十一个师，约十五万精锐部队编成入闽军，由蒋鼎文率领，向福建政府所在地发起全面进攻。
    蒋军出动的兵力超过十九路军的四倍，且配有一百多架飞机，上千门新式山炮，杀气腾腾地迫近福州地区，在南平与十九路军展开血战。蒋军以山炮持续猛轰，飞机凌空投弹；十九路军的阵地被炸成火海，死伤极其惨重。双方激战十余日，十九路军第五师全军覆没，南平落入蒋军之手。
    正当双方大战之际，蒋介石飞临建瓯坐镇指挥，命令飞机轰炸福州、泉州、漳州；调动大军向古田、水口推进。十九路军苦战一周，终因寡不敌众，仓皇后撤，古田、水口被蒋军占领。北线防御接连失利，福州屏障尽失，陷入绝境。此时，日本、英国、美国等国军舰，又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开抵福州，对福建政府实施威逼。
    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夹击下，福建政府停止办公，其领导人分海、陆两路离开福州。李济深、陈铭枢、蒋光鼐、蔡廷锴等人乘飞机逃亡湘江。十九路军余部停止抵抗，被蒋介石下令就地收编。随后，蒋介石发布命令，将十九路军的番号正式取消，原十九路军的四个师分别被调往归德、开封、蚌埠、武昌，由所在地军政长官督导整训。至此，存在了三月之久的福建政府被消灭，闻名中外的十九路军被肢解、消亡。何以见得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    十九路军盖世雄，淞沪抗战留美名。血战闽南保新政，终被摧残泣东风。
    再说毛泽东住进长汀医院后，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、休养，病体日渐康复。忽闻敌人重兵压境，即将发起第五次围剿。随即带着警卫员，一同赶回瑞金，投身于政府管理工作。
    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，首先抓的是解决散乱，促进各机构正常运转，以实现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任务。由于王明“左”倾路线的推行，全党上下重军事，没人愿意抓经济，致使苏区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工商业凋零，日用品极度缺乏。为扭转困境，毛泽东召集会议，责成政府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，检阅过去的工作，讨论今后的方针、政策，并健全各部组织机构。会后，毛泽东、项英联名发布《苏维埃中央政府告苏区民众书》，号召苏区人民积极行动起来，用一切力量帮助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；同时，加紧春耕，增加生产；设法输出本地土特产，从敌占区换取食油、盐、布匹，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，有组织的开展商品贸易，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。
    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抓经济建设，直接领导成立了经济委员部，下设调查统计局、设计局、粮食调剂局、合作社指导委员会、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努力，各机构运转有力，收效明显，困难局面得以迅速扭转。为了进一步广泛动员群众，更好地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，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，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了南部十七个县的经济建设大会；随后，又在宁都召开了北部十一个县的经济建设大会，掀起了“生产自救，支持红军，粉碎围剿，打破封锁”的热潮。各县、乡、村的群众积极响应，各项工作蓬蓬勃勃的全面展开。
    毛泽东深入到农村调研，发现劳动力严重不足，不少红军家属难以解决耕种问题。并且是地方工作越先进，参军的人越多，壮劳力就越少，生产就越困难。为此，毛泽东走村串巷乡，总结试点，引导农民创办劳动互助社、犁牛合作社，并常常深入村寨演讲、介绍，予以提倡推广。江西自古就有“男人耕田，妇女治家”的习俗，当此男子大量从军的年代，更显得农村劳动力奇缺。毛泽东集思广益，顿生机智，指示各县、乡干部，动员妇女移风易俗，走出家门。大力宣传“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”；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的新风尚。鼓励广大妇女产加农业生产劳动，对表现积极者予以奖励。通过典型示范、奖励推广，广大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，成了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；基本解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。
    经过半年多的努力，苏区的粮食获得大丰收，烟草、樟脑、钨砂、药材、茶叶等项均大幅度增产，但出口贸易却成了难题。同时，苏区的食盐、布匹、西药极为稀缺。毛泽东高度重视与白区的经济贸易，和刘少奇、陈云、朱琪等齐抓共管，采取了符合实际、灵活多变的政策：对进入苏区的食盐、西药、布匹不仅免税，且奖励私人商业大量输入；鼓励公私合营，扩大贸易，将苏区的农副产品销往敌占区；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；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。由于措施得当，渠道隐秘，在国民党大军封锁之下，想方设法沟通了苏区的进出口贸易，搞活了商品流通，使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形同虚设。而苏区的财政、金融、手工业、军工业、邮电、交通、医药、卫生等事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，为支持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奠定了基础。
    毛泽东主持的经济建设，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，是一项艰难的开创性的事业。然而，让毛泽东最感痛苦的不是工作上的困难，而是来自党内的宗派斗争。原来，博古等人来到苏区后，为了树立其领导权威，竭力排斥毛泽东的同时，又造谣污蔑、捕风捉影，借题发挥，打击陷害，掀起了一场批判福建“罗明路线”的斗争。在罢免了罗明、谭震林、张鼎丞的职务后，又展开了反对江西“罗明路线”的斗争。先后罢免了邓小平、毛泽覃、谢维俊、古柏等七个县委书记的职务，罪名是“暗中与毛泽东沟通，对中央领导极端不信任”。
    在长达一年多的岁月里，教条主义到处横行，极“左”之风愈刮愈烈。凡是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者一律受到批判，凡是毛泽东的亲属全部受到株连；致使许多人不敢接近毛泽东。为了不牵连别的同志，毛泽东也开始保持沉默，尽量减少与别人谈话。他谨言慎行，尽量避免授人以柄，使博古等人乘机整垮自己。他无法改变一系列的冤假错案，只能劝勉、安慰自己的亲属和部下服从组织，维护大局。他的弟弟毛泽覃被撤职后一直遭受批判，反复追查其“反党活动”，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。贺子珍的哥哥何学敏被免去红二十四师师长职务，下放到红军大学学习。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长职务，下放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。贺怡想不通，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，说到伤心之处，不禁泪流满面。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她的哭诉，无限伤感地道：“他们整你们，是因为我的缘故。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。”贺怡气愤地道：“可你没有错呀！”毛泽东道：“他们迷信国际路线，迷信打大城市，迷信外国的那一套政策。我们反对那一套极‘左’的政策，他们就孤立我们。我没吃过洋面包，没喝过洋墨水，只是个浑身土气的木头菩萨。我这个木菩萨，过去还灵，现在不灵了。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，再拿出来，搞的很臭。”贺怡道：“他们这是有意打击、陷害，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污蔑和批判。”毛泽东劝慰道：“要有坚定的信念，宽阔的胸怀，要能经受住考验。要相信真理在我们这一边，尽量为党做些工作。”